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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五千载，华夏大地涌现出无数璀璨的文明成果，经史子集，宗族礼法，建筑，农业，天文历法，还有戏曲，茶道，书法国画，瓷器，服饰......这恒河沙数般的璀璨成果中，服饰只是其中不起眼的一道，它不像经史子集般可以为世人指引道路，不像宗族礼法般能够维持社会的稳定，然而，即便是从这不起眼的服饰文化中，依然可以探得其背后所蕴含的社会面貌，瞧见种种细节所凝聚的当时人们的社会意识与审美观点。唐朝是华夏文明的极盛时期，这一时期的服饰，尤其是女子服饰的特点，就与唐朝的社会面貌息息相关。
唐代疆域广袤，国家稳定，政令统一，经济繁荣，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对外贸易的开通，使当时的大唐成为世界各种文化的交流中心。
唐初，儒释道“三教并立”。三教不分伯仲，相互竞争，相互借鉴吸收，在竞争中不断发展，客观上为维护政权稳定、促进文化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唐初统治者对待三教一视同仁，几无偏颇，三教中人也忠于大唐，为大唐的发展出工出力，他们的态度和表现影响了后世对三教的态度，三教的不同思想也逐渐渗透进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之中，与社会习俗相结合，影响了当时的社会风貌。
与同样强盛的汉朝相比，唐代施行了更为开放的国策。开唐之初，政局便已经统一稳定，具备了十分优良的发展条件，又连续几代遇到雄才大略的英明君主和精明能干的臣子，唐朝的国力因此发展到了世界巅峰。强横的实力使大唐拥有了对外交往中保持宽松友好的底气和余裕。
从贞观至开元，大唐始终保持着对外开放的政策，哪怕是在战乱危急之时，大唐对外开放的国门也从未关闭。众多外邦民族都与大唐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对于遥远的众多国都，大唐都想尽办法建立了往来的线路，向西建立了陆上丝绸之路，向南打通了海上航线。
“万国衣冠拜冕旒”，在唐朝境内，尤其在作为国都的长安，随处可见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外邦之人。这些人有不同国家的使节，有奔波来往的行商，也有向往大唐文明的僧侣和留学生，他们带着不同的域外文明的气息，带着多姿多彩各有千秋的文化成果，从四方各界不远万里而来。他们带来了与大唐传统所不同的舞蹈、服饰与音乐，带来了不同的天文医学和农学技术，带来了根植于他们本土的思想结晶。大唐来者不拒，一并吸收兼容，这种开放包容的态度为大唐文化的繁荣昌盛注入了无比强大的生机与活力。
在这样万邦来朝，开放包容的盛世气象中，大唐的各类文化都受到了不小的影响，在其兼收并蓄的方针下，呈现出自由奔放，朝气蓬勃，精彩纷呈的特点。
唐朝强大的国力使大唐人民具有了高度的自信心和凝聚力，对于外来文化的到来，大唐人民不仅不排斥，反而十分欢迎。唐文化对这些外来文化的兼容与吸收，十分鲜明地体现在人们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其中服饰文化也经历了由传统到创新的风格转变bsport体育，出现了女着男装、胡服、袒露装的大胆创举。同时，强横国力下的高度自信，使唐朝的女子更加偏爱色彩明快装饰华丽的衣装，女子的服饰呈现出自由奔放、雍容华贵、兼容并蓄的特点。
此处的胡服并非单指赵武灵王时期“胡服骑射”里的胡服，还囊括了当时来大唐的众多异国民族的装束。
唐都长安最繁盛的时期，城内来往的异族人民一度包含了数十个民族。唐代的开放政策使得当时人们对待异域文化异常宽容，坦然欣赏着各具特色的外民族文化，并对其中感兴趣的部分争相模仿，如服饰民俗等等。朝廷不仅不反对，反而大力倡导。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交融吸收异域文化中新奇有趣的部分，流行的服饰也向胡服转变。
在此过程中，传统服饰与外来服饰交相混杂，既有汉隋延续下来的衣服形制，又有外邦各类民族服饰的样式。在祭祀等大的正规场面，大唐人民会穿传统的汉人衣装，在平时他们则穿常服或胡服。此处的胡服即指融合了鲜卑、印度、波斯等多个民族服饰风格的装束。
唐代的胡服经历了前后变迁，前期更多受西域龟兹、波斯的影响；后期则更多受吐蕃影响，在此服饰基础上，还相应地搭配了被白居易称为“时世妆”的妆容，又叫“啼妆”。
在现代社会，女子穿男装并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但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大部分时期，女子着男装就是一种不守妇道的表现。礼记曾规定：“男女不通衣裳”，遵循儒家理念的时代便以此为金科玉律。不过在唐代，礼记的这一观点变得不重要了。唐朝初期，就出现了女子着男装的现象，到开元、天宝年间，女子着男装已蔚然成风。从宫内到宫外，从贵族到平民，女子着男装已经是一个普遍现象。
女子着男装，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胡服的影响，因为胡人中，大部分女子所穿的就是男装。在唐代，随着女子地位的提高，女子出行的频率也大大提升。当时出游的方式多为骑马，相对于繁杂的女装，显然男装更加轻便，适合骑行。此种穿戴，使女子的行动更加利落，跑动和骑马更加方便，看上去也更加精神，英姿飒爽。这也是男装能在唐代女子间盛行不衰的原因之一。
太平身为公主，不仅着男装，而且是身着武装，却并未受到斥责，反而得到了帝与武后的喜爱，这一带头示范引领了贵族与民间女子着男装的风气。
“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俄又露髻驰骋，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
唐朝儒释道三教并立的局面，与大唐的极度繁荣昌盛结合，使得唐人的思想前所未有的宽厚包容，武则天称帝也使大唐女子的地位有了显著提高，激起了女性想要像男子一般有所作为的争取心，也许这是女子着男装的又一成因，女子着男装也就渐渐成为全大唐的一股风气。
唐代女子早期的穿戴以襦裙装为主。窄袖，襦、衫配长裙，加半臂，披帔或披帛。襦、衫就是短上衣，襦是冬装，棉制居多，衫是夏装，较为轻薄；下身长裙系至高腰或者腋下；半臂，又称半袖，脱胎于短襦，形制为短袖，多为合领、对襟，胸前结带，衫长至腰；帔和披帛，帔更宽，类似披肩，披帛窄且轻，类似飘带。帔或披帛搭配裙装上系扎的丝带与艳丽的衣裙，飘飘若仙，给人以灵动妩媚之感。
唐代的袒露裙装便是由早期的襦裙装演变而来。袒露裙装，顾名思义，是以袒露为特点的服饰，主要以袒领为特征。《簪花仕女图》中，众仕女便身着袒领服饰，胸背、手臂皆露在外面，仅覆一层纱罗，这是唐代女子服饰中“大袖纱罗衫”的样式。唐代女子穿袒露裙装时一般不加内衣，以展现其雍容、富态、丰腴的人体美。
人体之美本是天然的一段风流，在唐朝以前，却从未有哪个朝代允许女子大方自然地展现自己，一是受到长期以来儒家礼教思想的影响，二是源于当时社会封闭稳定，不受外来文化干扰和刺激，因此服饰传统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唐朝强大的国力与开放包容的国风，使其不惧与任何外来势力接触，也无需警惕任何外来文化的入侵，甚至欣然接受外来文化影响下社会风俗、世情世貌的变迁。大唐的包容体现在方方面面，女子地位的提高便是一方面。女子有了更为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这些为女子服饰的转变和思想的解放准备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对服饰色彩的选择，能体现一定的审美理念和标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当时的社会面貌和大众心理，唐代女子的衣裙色彩以明快为主，多是红、紫、黄、绿等鲜艳的颜色。李白的“眉欺杨柳叶，裙妒石榴花”，白居易的“郁金香汗裛歌巾，山石榴花染舞裙”，描写的就是唐代服饰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石榴裙，石榴花红似烈火，以石榴为名的裙装，可以想象其极尽娇妍明媚之态。而高宗时期，因杨玉环爱穿黄裙，引得宫中民间女子争相效仿，李商隐的“折腰多舞郁金裙”，便是描写此景的。从这些明亮轻快的颜色中，仿佛可以感受到当时唐人百花齐放之景和充满活力的社会氛围。
大唐的服饰除了衣服的颜色之外，其上的纹样图案也大多以华丽精美为主。唐代的服饰揉杂了历代服饰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再尽可能将衣物装饰得更加华贵，服饰上的图案设计得更加自由、丰满、华美。以往在天赋神授的创作思想下，图样都以较为庄严的龙凤祥瑞等为主，略为单调且略显拘束，显得有些高不可攀；而唐代的服饰图案，则更多地以花、鸟、鱼、虫的样子进行创作，十分灵动真实，给人一种朴实的烟火气。波状的连续纹样与花草结合后，就是唐朝盛行的缠枝纹。唐代的服饰纹样对后世的影响一直持续至今。
晚唐之时，国力已经比较衰微，但此时服饰反而愈发往奢侈的方向演变。原本的窄袖短襦长裙变为宽衣长裙，上衣最流行的式样夏季为披衫，冬季为披袄或披袍，都长得垂至脚面，不必要的衣料使用过多。披衫上原为骑马方便设计的开衩，此时已成为一种单纯的装饰。敦煌藏经洞的《引路菩萨图》里，连作为供养人的“清信女”都是一副大袖披衫，长裙曳地的形象。
此外还有盖裆、袴与长裙、花襜裙等样式。这些在晚唐兴起的服饰，随着唐代的灭亡，五代十国的国家动荡政权更迭不断起伏，在宋朝建立之后，便逐渐消失了。
泱泱上国，万邦来朝的大唐，终淹没于历史的无尽长河之中，迸发于这一时代的璀璨服饰文化，也因后继无人而最终消亡。后世封建王朝的女子再没有如大唐女子般的自由与热烈，也不会再有那些大胆奔放，风采夺目的明媚衣装。大唐就像是一个过于华彩的梦，在历史的碑林中熠熠生辉。
跨越封建王朝之后，曾经无比大胆奔放的大唐女子服饰特色被人从历史的长河中打捞起来，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特色与瑰宝，重新纳入中国现代的服饰文化体系中。在国家的发掘之下，唐代服饰逐渐焕发出不一样的活力与生机，以唐服饰的某些成分为特色的服装逐渐盛行开来，以还原的唐服饰为主题的各种历史活动也热热闹闹地兴办起来。只有与国家实力相连，与最广大的人民结合，文化才能永葆活力，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