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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承秦制，在地方政权架构层面实行郡（国）县二级制，县为国家层面的最低行政单位。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录，西汉王朝强盛时期，郡一级行政单位的数量为103，下辖县一级行政单位的数量为1587（钱大昕在《廿二史札记》中考证为1578）。至东汉时期，县一级行政单位的数量仍然有1180。
面对如此庞大体量的县级行政单位，汉代中央政府不可能实现对地方基层的直接控制。
想要维持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必然需要依靠地方基层官吏。因此，有效地组织庞大而复杂的管理队伍、充分地调动官吏的积极性，成为贯穿汉代地方基层政权架构的核心课题。
汉代对于基层官吏记录的传世文献相对较少，研究汉代基层官吏的主要途径为出土汉简。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考古发现了大量汉代简牍，为了解汉代基层政权架构提供了重要参考。尤其是《二年律令》的出土，为研究汉代基层管理制度提供了基本信息来源。本文所述的汉代基层官吏管理体制，基本是基于出土汉简展开。
中国古代的政治体系经过长时间的改革和发展，至秦代时，已经形成了职权清晰、责任明确的官僚系统。
汉承秦制，对于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在职权和责任方面均进行了相当细化的规定，使得汉代拥有一套相当成熟的官僚系统。
汉代实行郡（国）县二级制，国家层面最低的行政单位是县。但是为了降低基层管理的压力，汉代在县以下，仍然设置了乡和亭两个管理等级。乡和亭不进入正式的国家政权结构，仅作为基层管理的单位存在。
汉代的亭按照地缘进行划分。一般每十里设置一亭，每亭设置一名亭长，负责亭的日常治理工作。乡为亭的上级管理单位，一般每十亭设置一乡。汉代地方基层官吏的活动主要以乡为单位。
受限于文字材料的缺失，学术界对于汉代地方基层官吏架构的了解，目前仍然处于比较模糊的状态。根据《汉书》的记载，乡当中存在三老、啬夫、游徼等职位，分别负责教化、税收和安保工作。
《汉书》：“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
根据有关学者的考证，“啬夫”一词，很可能是对汉代某一类地方基层官吏的统称bsport体育。啬夫主要负责汉代基层的主要治理工作，具体工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防火防盗、市场监督、案件审判以及整理户口，基本上涵盖了汉代社会主要的基层治理工作。
另外，根据《二年律令》的相关记录，乡当中应当设有“仓、库、少内、校长”等官职，但是没有发现关于具体职务内容的记录。
详细的职权划分，使得汉代的地方基层官吏结构具有较高的精密度和合理度，同时也使得汉代对于基层官吏的追责制度相当完善。
汉代地方基层官吏的一般责任包括严格执行皇帝或朝廷的命令，保障官方文书的机密性两部分。汉代的基层官吏如果违反一般责任，会遭受相当严重的处罚。地方基层官吏如果擅自更改或假传命令，可能面临最高死刑的惩罚。
相比之下，地方基层官吏如果破坏了官方文书的机密性，或者遗失了官方信物而间接破坏了机密性，所面临的惩罚会轻一些。根据破坏机密性行为本身的出发点，以及行为造成的后果的严重程度，惩罚被分为罚金至有期徒刑多个等级。
基层官吏均需遵守的一般责任，汉代地方基层官吏的特殊责任的界定，存在明显的差异化。汉代地方基层官吏的特殊责任，主要基于官吏的具体职权设置，追责范围的划分相当细化。
按照汉代对地方基层官吏的追责制度，如果官吏没有完成其应尽的责任，通常会被处以罚金的惩罚。例如，县内的道路如果出现年久失修的情况，负责管理道路的基层官吏需要缴纳一定数额的罚金。
即使官吏尝试尽自己的努力，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够成功履职，同样会被处以罚金的惩罚。
例如，如果没有成功抓捕在城内纵火的案犯，啬夫和其他相关责任人也必须缴纳一定数额的罚金。总体而言，汉代对于地方基层官吏特殊责任的追责制度，体现了对公职人员的保护和维护社会秩序的良好结合。
以《二年律令》当中关于司法审判错误的惩罚为例。因为地方基层官吏客观能力导致的司法审判失误，惩罚相对较轻。因地方基层官吏存在受贿等行为导致的司法审判错误，惩罚罪加二等。如果发生误判某人死刑的严重错误，则无论是何种原因，均需要对主审官处以肉刑并罚劳役三年。
同时，汉代对于基层官吏责任的界定，并不局限于直接责任官吏个人。在某些案例当中，负有间接管理责任的上级官吏也会受到追责。根据汉代法律规定，如果低级基层官吏在监督商贩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监管不力的行为，他所属的上级领导同样会被处以行政处罚，但是处罚力度轻一些。
汉承秦制，汉代建立之初延续了秦代的地方基层管理办法，从法律上确定了权责划分和追责程序的使用范围。同时在汉代实际的基层管理运行过程当中，汉代法律有的放矢，不断对地方基层管理进行补充和完善。
通过长期的发展完善，汉代最终形成了成熟的地方基层官僚架构，为汉代地方基层政权的长期正常运转奠定了基础。
汉代对于地方基层官吏的权责进行了细致划分，使得汉代长期需要足够的基层官吏，用以填充庞大而复杂的基层管理体系。
汉代对于地方基层官吏的选拔，和一般意义上的汉代官员选拔存在相当大的出入。一般认为的汉代官员选拔，即察举、任子、赀选等方式，主要适用范围为县一级及以上的官员。汉代选拔大多数乡一级及以下的地方基层官员，主要采取征辟的方式，即郡县自行从地方征辟人才，充任地方基层官吏。
由于征辟不需要经过州郡一级的考核，因此在程序上和标准上相对宽泛。根据《汉书》援引的汉代法律条款，汉代选拔地方基层官吏的主要标准为识字，对于是否熟读诸子文章不作要求。受到秦代法家思想的影响，汉代的普通人能够“循名而责实”，基本就可以被授予官职，参与地方基层管理当中。
但是，根据考古出土的汉简当中的相关案例，汉代对于地方基层官吏的选拔标准，实际上是超出简单的识字范畴的。根据屈延汉简的文字内容，成为合格的汉代地方基层官吏，需要具备“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文武”的能力。
汉代地方基层官吏的能力要求，是基于地方基层官吏的工作内容提出的。首先是必须具备必要的书写能力bsport体育，这是由于汉代地方基层官吏需要面对大量的文书处理工作。
其次是必须拥有管理财务和计算收支的能力，这是由于汉代地方基层官吏需要负责户口的统计工作，部分时候还需要负责市场监管工作，因此简单的数学能力是必要的。必须熟悉汉代的法律法规和拥有行政管理能力两项，主要是受到秦代地方基层官吏选拔流程的影响，同时也是治理现实需要的考量结果。
除却对备选者本人的能力要求之外，汉代在选拔基层官吏的过程当中，存在众多隐形限制。汉朝在低级官员的选拔上，除要求高官德士兼任三长外，一般规定候选人年龄在17至23岁之间，即所谓“福极”。同时，候选人本人或其直系亲属不能参加商业活动或因犯罪被免职，有些职位还禁止穷人作为候选人参加。
虽然汉代在地方基层官员的选拔过程中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但汉代地方基层官员的选拔几乎不涉及政治和意识形态选择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当地基层管理的实际需要。
一方面，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有限，地方基层治理往往不需要考虑长远的政治取向问题，因而无须考查候选人的政治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基层治理需要很强的稳定性，刻意避免培养候选人的政治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基层治理的连贯性。
选拔出的地方基层干部，仍需经过严格的任命程序。候选人完成完整的任命程序后，才能正式成为地方基层官员，否则任命将被视为无效。
汉代地方基层官员的任用，分三步走。首先，有人以凌和程的名义被任命为某个职位；第二，凌、程将任命转告魏。
第三，魏通知市政府将任命转达给候选人。就业证件一式四份，由应聘者本人保存，分别为玲、程、卫。
汉朝通过严格的地方基层官员选拔程序，形成了一个庞大而有效的地方基层官僚集团，奠定了汉代地方基层政权的统治基础。同时，汉朝通过完善的地方基层官员任用制度，避免了地方官员过于独立造成对中央政府的离心力问题。
汉代在完善官员权责分配的基础上，对地方基层官员制定了一套比较系统的考核程序。官员评价程序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官员选拔任用过程中缺乏长期监督的问题。
汉代对官员的评价分为两种：测算和测度。上级主要是对县级以上官员的考核标准，分为县上级和县州上级两个等级。县，算作县中县，统计地方政局，向所属县长汇报；以县（县）计县（县）计县，将地方政情报请中央，由丞相府和御史府评定。
考试是市级及以下公务员的考核标准，县主要负责。根据《后汉书》的记载，要求县级干部对市级以下干部进行考核，并将考核结果附在县计划中，作为县计划材料上报。.
汉代对官员实行年度考核制度，称为“岁绩”，地方基层官员和中央高级官员都必须参加。一般情况下，年度计划通常在当年的秋冬季节开始，因此考核跨度一般为去年10月至今年9月。年度计划的成果分为大部分和大厅两个层次。多可升，堂可降职。
市级地方基层干部虽然实际参与了年度预算，但由于县是年度预算的最低考核单位，因此名义上并未纳入年度预算。因此，年度预算的考核结果不能影响市级地方基层干部的职务变动。
根据年度测算结果，对市级以下地方基层干部给予工作奖励，即对表现突出的基层干部增加工作日数。由于汉竹简出土资料有限，石牢具体的政治经济效益尚不为学界所知。
在汉代官员的评价中，地位等级越低，评价频率越高。因此，地方乡镇基层干部除年度总计外，往往还有四时计、月计、日计等不定期考核方式。通过完善的等级制度，进一步调动了汉代地方基层官员的积极性，有效维护了汉代基层社会的稳定。
受限于交通发达程度等因素，中国古代的中央政府通常无法对基层形成直接控制，所以长期以来一直有“皇权不下乡”的说法。
如何有效地组织和管理基层官员，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基层官员的积极性，又不至于过于积极，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王朝长期面临的重大政治问题。
虽然个别地方基层官员对汉代政治影响不大，但由大量地方基层官员组成的政治集团却对汉代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研究汉代基层官员的领导，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古代矿山国家基层政权的建设过程，从而深刻理解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悠久根基。